第十届 “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简讯（第四讲）

孙宜孔 王海广

7月12日下午，第十届“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四讲在雁塔校区崇鋈楼学思堂开讲。本场报告属于中国古代史专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荣强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中国古代书写载体的演变与基层统治中心的上移——以户籍文书为例的考察》的报告，本场报告由威尼斯官网于赓哲教授主持。

张荣强教授的讲座共分为五个部分：简、纸演变与“简”“牍”之别，战国时期的户版，汉代时期的乡户籍是否为“户版”，纸本户籍中的籍贯书式，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首先，张教授详细地介绍了“简”与“纸”的起源、流变及其作用，认为“纸”取代“简”成为主要书写方式的优势在于其具有轻便、体积小、易书写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讲授 “简”“牍”之别时，张教授引经据典加以解释其在材质、形制的区别，他支持日本学者角谷常子的观点并有所发挥，认为“简”要编连成册，而“牍”单独使用时不用编连成册，一“牍”一事，如果“牍”作为政府文件通常不编连成册，相较于后世，“牍”的使用场合更为广泛。

其次，张教授以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江陵松柏汉墓48号木牍、《唐开元十年（722）沙洲敦煌县悬泉乡籍》三则材料为例梳理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书写载体的发展过程，并重点介绍了战国时期的户籍载体——版，认为这一时期的户籍信息围绕户主写于户版之上，版不编连，以木牍为主。

接着，张教授解答了汉代时期的乡户籍是否为“户版”这一问题，他认为汉代称乡籍为“户版”，只是沿用战国以来的旧称。汉代户籍正本藏于乡以为工作本、副本藏于县以备检查，而当时人只把乡户籍称做户版，这就说明战国时期保存户版的最高机构在乡，而不在县。

再次，张教授介绍了纸本户籍中的籍贯书式，他认为纸本成为主要的书写方式之后，户主籍贯仅标明里名的做法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户籍的书写方式变化较大，为了准确判定民户的身份，户主的籍贯必须写明其所在的州、郡、县乃至乡里，在州的监督下，乡县共同造籍，除乡县各留一份外，还要上呈郡、中央。到了唐代，政府对造籍的监控进一步加强，不再简单是县造籍，而是由县赴州造籍，州、县各留一份，送交户部一份。他认为秦汉以及沿承而来的孙吴户籍中，户主籍贯仅标明里名的做法是由当时的书写载体以及相应的造籍制度决定的。

最后，张教授提出了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观点，认为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变，中国古代户籍的编造、保存与监督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最初由乡单独制作到乡、县共同制作再到州督县作；户籍正本从原来由乡掌握到后来由县掌握；旨在存档、监督的户籍副本亦从起初放置于县，到最终为中央把控。与之相应，秦汉时期乡拥有的诉讼审判、赋税徵纳、治安管理等职能一步步被收归到县司；乡级主吏品秩与吏员数额也在不断下降，最终为唐代政府所裁撤。这是统治者因应技术进步的趋势，逐步加强对地方控制、民众监督的结果，这也为宋代之后出现所谓“皇权不下县”埋下了伏笔。

报告结束之后，于赓哲教授对此次报告会进行了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张荣强教授和学员们进行了互动交流，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