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张华腾教授著作《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书售之一空，应求者不断，出版社于2015年2月第二次印刷。学术著作出版二个月后第二次印刷，是不多见的。该书为什么如此受到读者青睐，应广大师生要求，特将该书目录与最后结语部分——历史的深思：民初政治转型的两种模式——理想化模式与实际模式刊出，供师生欣赏与评价。

历史的深思：民初政治转型的两种模式

1913年距离我们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后再看1913，我们没有了当年国会议员的意气风发，没有了革命党人坚定的革命立场，没有了袁世凯北洋派与国民党政治势力的利益与利害，没有了感情的纠葛和恩恩怨怨，从国家、民族和民初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来认识1913，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1913，1913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年，决定了民初的政治转型。这个转型，不是哪一个阶级和哪一种政治势力主观愿望所致，而是那时存在的各种政治势力互为作用的结果。

民初政治转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理想化的模式，一种是实际形成的模式。

1、理想化模式

理想化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1913年的模式，或者说西方民主化倾向的模式。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价值判定，就是以这种模式为坐标的，以这种模式来评判是非，包括作者自己也是这样。国人期盼的国会召开，然后国会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张大国会的权力，限制、制约总统和行政的权力，防止野心家独裁专制，提防君主专制主义的复活，使新生中华民国沿着西方民主共和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发展模式，而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实现不了的，几乎就是乌托邦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考察。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才趋于成熟，这种民主政治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国民素质、国民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反观民初我们的国度，国会议员的文化素质与水平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的议员相比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群体在整个国民中只能是九牛中的一毛。尽管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加大了教育力度，大办新式学堂，积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这个知识分子群充其量不过几百万人，[1]而中国人口在四万万以上。试想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实行最民主的政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从上面我们叙述的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的怪相可见一斑，所以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开民智放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位。毋庸讳言，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比晚清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10%左右。我们所称道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考察参加的革命党人，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本体队伍——工商企业主。即民初国会议员，很少有企业主当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是经过工商业者的反复斗争得来的，民主制度本身及民主内容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增长同时的政治诉求，民初中国的民主制度与实际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脱节的。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在人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虽然经过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从主流意识形态中跌落下来，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推翻了清王朝的皇帝，建立中华民国，但对一般民众来说，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再说，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与广阔的领土面积、众多的民族关系、传统的历史习惯有诸多干系，在维护国家统一、传承民族文化与抵制外国侵略方面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民初国家面临分裂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经过一次革命，打倒了皇帝，期望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抵制是非常正常的，民初政治出现的怪胎也是非常正常的。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西方民主制度在民初的移植，实际上就是遇到了水土问题，转换成我们的政治术语就是国情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只有皇权的独断专行，即仅有最高行政权，而没有立法机构的限制，而经过革命，打倒皇帝，取代皇帝的国家元首大总统没有实际的权力，国家最高行政权受制于立法机构，不能有效发挥，这种状况能够持久进行下去吗？我们的看法是，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不能移植，关键的问题是民初的政治土壤需要改良，需要更多像我们的农民朋友那样不计功利，长年累月地精耕细作，然后才能得到丰硕的收获之年。

非常可笑的是，我们的革命党人、那个时代的政治精英——国会议员，对理想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和国情，而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及其约法会议代表，却对国情有着精辟的认识，这种认识即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意义。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布告第一号》，对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进行说明。我们摘取其中两个片段来说明。袁世凯说：

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公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毕鱼箕凤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政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何者？其沿革异也。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数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公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2]

袁世凯的话为近代文体，很好理解。他这段话的含义概括说就是制定宪法要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相联系，不可盲目照抄别国的宪法，以此抨击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法国宪法的翻版，违背了国民的共同心理。

接下来袁世凯说：

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苟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絜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以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其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己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3]

上段话则为袁世凯建立强大集权中央政府的理由。我们将其概况为这样几点：第一，虽然中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但人们习惯上仍然寄希望于政府，而不是依靠议会。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共和国不一，领土广大，民族众多，南北发展极不平衡，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则国家不易治理。第三，中国处于鼎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国体、政体变更，南北刚刚统一，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正需要行政方面的当机立断，有效治理，而不是处处牵制和限制行政权力的行使。

应该说袁世凯对国情民意的分析是客观的，他要摆脱《临时约法》对他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可惜我们的党人、我们的议员都陶醉在最为理想的民主宪政的梦幻之中，而没有考虑中国的国情、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有众人皆醉袁独醒的那种情景。

其次，我们再从民初的具体问题考察。实际上革命党人和国会——民主力量是非常幼稚和脆弱的，但这股幼稚和脆弱的力量，在实际政治方面表现的却非常强大和强势：国会议员理想有余，实际经验不足，气质刚强，毫不妥协的精神，没有协商的技巧，坚持国会独立制宪，拒不吸收总统方面对宪法的陈述。革命党人呢，没有认清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对手的力量，以卵击石，结果在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的斗争中完全失败，致使理想破灭。对理想破灭责任的追究，长期以来我们倾注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身上，强烈谴责他们的行为。100年后的今天，经过我们对以上史实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历史责任应该由那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来负，不能由北洋集团一方来承担，如果100年前他们能够很好对话，平等协商，互为妥协，求同存异，实现理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2、实际模式

实际模式就是1914年发展的模式。革命后的中国，首要任务不是民权主义的张扬，而是国权主义的膨胀，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领导中国人民渐次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这条道路不仅仅是民初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落后国家——非西方国家来说是共同的选择。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学者亨廷顿通过对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概括出一条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路径。[4]

其实洋学者的理论也不算多么新鲜，100年前的中国人早有这种思想的原型，即梁启超的“文明专制”说和国权说。梁启超清末就力主文明专制，民初亦然，他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5]1912年除夕，初回国的梁启超写了一篇名为《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张“国权”、抑“民权”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须抑制乃至于牺牲“民权”，而绝不能削弱“国权”而张“民权”。梁启超张国权、抑民权的思想主张是有着极其明显的现实意义的。民国建立，开放民主，人人自由，中国人被压抑几千年的委屈一下子释放出来，好的趋向是政治参与扩大，人们竞相组团建党，创办报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趋势是民主自由过度行使就是无政府主义，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社会秩序无序，局面非常混乱，政府无主动权治理，事事、处处仰议会之鼻息。而革命党人积极倡导民权，以反对袁世凯的集权，梁启超主张张国权，就是为袁世凯集权张目，寄希望于袁世凯整顿社会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设强大国家。从这个角度审视，梁启超对1913年的国会非常不满，撰写了一篇题为《国会之自杀》的文章，攻击国会“乃自肇建以来，声光销歇，日甚一日，未及三月，而天下之望，殆已尽去。八百员头颅，攒动如议，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宪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骂学，框攘拉杂，销此半日之光明，则相率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及一，而岁费六千是闻。”[6]梁启超对议会的不满，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民初国会的认识。正是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民初的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 ，大部分时间支持袁世凯的集权，为支持袁世凯集权，他不惜与主张分权、民权的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斗争。

实际上，民初中国社会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强大的中央政府。革命后的南北统一问题，新政权建设问题，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发展问题，英国、俄国分别策动西藏和外蒙独立的外交问题以及外债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的强大和效率。革命党人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坚持民权与分权，制约和限制总统的权力，确实是不合事宜的。

问题的关键是，袁世凯战胜了国民党，战胜了国会，已经在1914年牢牢确立起专制的中央集权——总统制，而且在这种模式下治理两三年，收到了良好成效，1914、1915年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财政方面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一定的结余。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说：时“中央威信已著，各省解款皆能如数而至。关、盐两税亦集权中央，故库有存余，且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7]后人更把1915年称之为“我国财政之黄金时代，当时财政已能收支相抵，为后来所未有。”[8]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很不容易的，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曾几何时，没有外国的借款政府就不能运行下去，1912、1913年依靠借款来维持政局的日子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自此制（即总统集权制）实现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9]后世历史学家对袁世凯的集权模式曾给予高度评价，如台湾著名学者张朋园说：“民国三、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建设已有逐渐推进的迹象。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10]

美国学者麦金农则对袁世凯的集权模式评价更高，认为“他（指袁世凯）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国，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麦氏的评价夸大了袁世凯的主观能动性，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对袁世凯的做法也给予理解和赞同，对他民初集权给予较高评价，但对他此后称帝的举止不可思议。大约5年前，我在1篇文章中谈到，“到1915年，国家收支基本平衡，而略有存余，形势一派大好。可惜袁世凯满足于一时的成效而沾沾自喜，没有将这种政治体制持续下去，而是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实在是遗憾。”[12]

袁世凯创造的政治发展模式是符合民初社会实际的，符合中国那时候的国情，可惜他的称帝，淹没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亨廷顿当年没有研究中国民初这段历史，如果他了解了这段历史，肯定对袁世凯的模式也会大加称赞的。

袁世凯创造的这种模式，这种政治体制的实质，用时人的话说就是：“袁总统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13]“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实这正是中西政治文化的很好的结合，这种政治模式经过1914、1915年的实践和试验，是行之有效的。可惜仅仅二、三年而已，就被袁世凯自己破坏了，他的称帝，湮没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

洪宪帝制之后，鉴于政治精英们的共同认识，废除了袁世凯集权的法律依据《中华民国约法》，恢复了分权、民权的《临时约法》，恢复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但不久国会内部各党派、国会与行政之间的政争再起，南北崛起大小不等的军阀集团，中央政府式微，中国进入南北分裂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十年之后，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南北再度统一，国民党在南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与袁世凯集权不同的是，国民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确立党国新体系，但依稀可以看到袁世凯模式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