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尼斯432888cam校庆65周年特邀专场学术讲座

◎ 2009年11月9日下午 3:00～5:30，长安校区图书馆一层大报告厅

◎ 主办单位：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 主办单位：威尼斯432888cam、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

讲座教授：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

[人物简介] 妹尾达彦教授，1952年生，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在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部、中央大学文学部执教。研究专长为隋唐史及长安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妹尾教授两度在威尼斯432888cam留学,师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是我校著名的海外校友。2004年9月，为庆祝我校建校60周年，妹尾先生回到母校做了《白居易的长安与洛阳》报告。

近年，他在北京大学做过《九世纪的转换——以白居易为例》、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 （东京）上做过《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的讲演。

妹尾教授致力于中国都市史的研究，20多年来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年），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是目前国际知名的隋唐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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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摘要]

长安，9世纪的世界城市

——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礼仪史料为素材

妹尾达彦

本演讲希望以九世纪中叶生活于唐朝都城——长安的日本僧人圆仁（794－864）的记录为主要依据，通过耳闻目睹了礼仪过程的圆仁之视线来复原9世纪长安城的城市社会。特别要分析都城的王权礼仪与城市社会之关系。关于唐朝王权礼仪，近年来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果[1]。然而以往的王权礼仪研究之大多数属于根据为政者编纂的文献的礼仪制度史研究，至于并非从为政者方面，而是从实际参加并目睹王权礼仪之人的立场出发的王权礼仪的分析极少。本文希望能弥补研究史上的这一不足[2]。

836年被从京都的比睿山派到唐朝的天台宗僧人圆仁，在他的滞唐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一丝不苟地记录了从开成五年（840） 8月21日 至会昌五年（845） 5月16日 长达4年10个月的长安生活。其中记录在武宗治下的都城中的求法生活之处，正值武宗强化排佛政策时期，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整补著作中也充满紧张气息，构成一个高潮。在精神上备受压抑的局势中，圆仁以一位佛教徒的见闻，详尽地记录下了当时唐朝都城中九世纪中叶的长安社会及王权礼仪之实态。本文将通过分析这一处来说明圆仁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4卷构成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王权礼仪研究的重要史料。

本演讲在根据圆仁日记复原都城的王权礼仪之同时，还试图分析九世纪的长安城市社会与生活在长安的知识人思想形成之关联。通过一丝不苟地记录了长安求学经历的圆仁日记，可以追溯九世纪中叶在长安的知识社会中形成知性的一位知识人的精神轨迹。关于这一点，我曾基于对白居易（772－846）、韩愈（768－824）的生活圈之复原，论述过九世纪的长安与知识人思想形成之关联[3]。其中指出，在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居住在长安这一都城中的生活体验发生了至深的影响。

由于圆仁逗留于长安的时期比白居易、韩愈较晚，未能与他们共渡在长安的时光。可是生活在堪与玄宗的八世纪前半期（开元天宝年间）相匹敌的城市文化繁荣的九世纪的长安这一生活体验是相似的。

在本演讲中，以来到白居易、韩愈等不愧为唐代后半期文人代表的人们曾生活的九世纪的长安，渡过了探求佛法的求道生活的圆仁为研究对象，运用类似于分析白居易、韩愈的长安生活时的方法，来分析长安的城市生活与来自日本的佛教知识人的思想形成之密切关联。

关于圆仁在长安的求法生活，有以日本小野胜年的研究为首的众多优异成果。因此，在本文中特别关注圆仁寓居的城内崇仁坊是长安的外郭城中内外信息汇聚的一等地段这一点，试图揭示出圆仁的居住环境与在长安的求法生活之关联。并且，由于前近代的王权礼仪构成了城市文化形成之核心，因此上述城市文化、知识人思想形成问题也与城市中的王权礼仪问题相通。

本演讲的整体结构如下：

第1节“王权礼仪研究中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重要性”，说明当我们不是从编纂官方礼仪书的执行礼仪者的视角，而是从参加、耳闻目睹礼仪的人的角度来考察王权礼仪之实际状况时，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构成了重要史料。

在第2节“唐王朝王权礼仪研究史”中，基于以往的王权礼仪研究，概观唐代都城长安的王权礼仪之演变。

在第3节“圆仁的长安──九世纪之都”中，首先依据圆仁的记录复原圆仁在长安的生活圈。然后按年代顺序整理圆仁在长安参加、耳闻目睹到的王权礼仪，与唐朝方面的史料核对，以寻求圆仁记录的特色。

在第4节“九世纪的王权礼仪与圆仁的所见所闻──皇帝的丧葬礼仪、生日与国忌、祭天礼仪、佛教礼仪、公开处刑”中，基于第2节的分析，在圆仁耳闻目睹的各种王权礼仪中选取几项尤其是在当时社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礼仪事例，分析其内容。

在第5节“九世纪的王权礼仪之特色──儒佛道礼仪、四季节俗之融和”中，阐述包括圆仁耳闻目睹的礼仪在内的九世纪王权礼仪之整体特色，尝试在中国王权礼仪史中定位九世纪长安的王权礼仪。

本演讲中提到的“王权礼仪”指的是，由为政者构成礼仪行为之主体的前近代国家的国家礼仪，是前近代中国的王政·帝政时代的国家礼仪。至于近代国家的国家礼仪，由于国民构成礼仪行为之主体，故称为国民礼仪，以区别于王权礼仪。上述区别可如此整理∶国家礼仪＝［王权礼仪（前近代国家的国家礼仪）、国民礼仪（近代国家的国家礼仪）］[4]。

在中国史上，国家礼仪从“王权礼仪”制度性地转型为“国民礼仪”的时期是中华民国建国时期。不过从王权礼仪向国民礼仪之转型，尽管是在基于国民主权思想建立近代国家时在政治制度上所必须的，但这一转型并非一夜之间为社会所接受的。前近代国家的“王权礼仪”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改变其特征，并经过参加者阶层、礼仪空间、礼仪理念等的变化，逐步社会性地为孕育出国民礼仪打下基础的。

即从王权礼仪向国民礼仪的转变是在逾2000年的国家礼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缓慢形成的。并且建立近代国家后，国家礼仪仍充分利用教育、信息产业，来确立国民礼仪，反复尝试实施各项礼仪。如今旨在培育国民的各种国家礼仪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体验到的。

就中国史来说，王权礼仪由于社会的世俗化之发展带来的礼仪的理念与过程之变貌、参加者阶层之扩大、舞台的公共化等的变化，尤其是在九世纪后，其形象从以为政者为核心的闭锁性礼仪逐步转变为将庶民也包括在内的开放性礼仪。中国的王朝礼仪史中发生这一转型的主要舞台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九世纪中叶的唐朝都城长安。而圆仁的所见所闻恰好构成了向我们具体地陈述该转型期国家礼仪变貌状况的极佳史料。

（妹尾达彦教授提供， 2009年11月3日 ）